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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基地”全球策略毫无兴趣。欧洲一些安全情报机构同样发现,一些极端组织的本土化特征趋于明显。在分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近期发布的一份“殉难者名单”后,安全人员发现,100名“殉难者”中除一名德国人外其余多为当地人。先前,安全分析师认为德国极端分子与这个藏身巴基斯坦部族地区的恐怖组织关系密切,怀疑有不少欧洲人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尽管本·拉丹死后扎瓦希里接管“基地”,但一名西方官员说,扎瓦希里的“旧式教育个人背景”束缚了他对“基地”的领导力,他可能只是个“过渡”角色,“我们会静观‘基地’新面孔是个什么样子”。(朱晟)
因为孩子的入户问题让李女士很焦虑(南海网记者孙令正摄)李女士和80多岁的老母亲,就靠摆这个菜摊生活(南海网记者孙令正摄) 南海网海口12月26日消息(南海网记者孙令正)近日,来自海口市长流镇的李女士向南海网记者反映,说她今年12岁的女儿至今无法办理入户手续,所以至今也无法上“公立学校”,原因是孩子的父亲还没等她出生就“抛弃”了她。因为没有户口,造成了孩子诸多的不便,所以,很久以来,李女士都“尝试使用很多办法”,可是孩子到现在依然是“黑户”。 未婚先孕 12月26日上午9时多,南海网记者在海口南沙路某小区里的菜市场见到了今年39岁的李女士。此时,她正和80多岁的老母亲在整理青菜。这些年来,为了养育孩子,为了支付母女两人租房、吃饭、孩子上学等生活费用,李女士就靠这个菜摊维持生活的一切开支。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如今最让她头疼的是今年12岁的女儿一直都是“黑户”。 李女士老家在海口市长流镇,1992年在某工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家住海口的黄某,两人一来二往便开始产生好感,1995年,在黄某的“追求下”,两人开始谈恋爱。 1999年1月,当时的李女士已经在海口市南沙路某市场卖菜,并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那一个月,黄某突然搬过来跟她居住,虽然还没有结婚,虽然她不同意,可是黄某信誓旦旦跟她说,“等母亲同意,就立即结婚”。 虽然黄某仅跟她住了半个月时间,可孩子就怀上了,当李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某的时候,黄某“当时很高兴,并说要尽快结婚”。但不久黄某便“搬走了”。 无父之女 当李女士做梦都想着黄某娶她得时候,黄某突然对她说,“因父母不同意结婚,所以建议把孩子打掉。”听到黄某的这些话,李“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她说:“我不是随便的女孩,我把女人最珍贵的都已经给了你,怎么能抛开我了呢?”于是,那些日子,她总是给黄某求情,希望黄某能给她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身份”。可是黄某却无动于衷。 孩子怀到7个月的时候,黄某的母亲找上门来,说黄某“不可能”她结婚,让她把孩子“打掉”。看到黄家人“那样无情”,李女士当时心里很难受,她就想把孩子“打掉”。可是一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她就“舍不得啊”。 1999年10月的一天,正在路上忙的李女士突然要生了,此时刚好被路过此地的一家门诊的医生看到,就把她接回诊所分娩,这才保住了孩子和她的性命。 从此以后,李就一个人拉扯孩子,她抱着孩子去批发菜,然后又卖菜。每一天,她就是靠着母爱把生活支撑下来。 而孩子一出生,李就告诉了黄某,可是“他从来没来看过孩子一眼”。 “黑户”之女 多年来,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心中的伤不但没有淡化,而且每一天都在加重”。她说,生活的苦“不算什么,心灵的苦更折磨人”。多年来,虽然生活很艰辛,可她从未向黄某“开口要过一分钱”,而黄某也从未给孩子买过一件玩具。后来,“黄某也结婚了,也生了女儿,他还说如果我生的是男孩,就可以抱回家了”。李女士认为,当年黄某不和她结婚“主要是生了女儿,他父母重男轻女”。 孩子长大了,6岁那年上学的时候,她才发现孩子还是黑户。无奈之下,她只能让孩子到府城某私立学校,“没办法,没有户口公立学校不给报名啊”。可是她发现,“孩子总不能没有户口”,于是她多方“求人帮助”,可就是办不了。李女士说,因为当时自己没有结婚证,而且女儿是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出生的,也没有出生证,现在“出生的档案也找不到了”。 李女士说,她也曾找过当地派出所,但工作人员要求“孩子父亲”那边出示相关证明。无奈之下,李女士只能去求黄某,可是黄某“不仅没有答应,反而说孩子不是他的”。 李女士说,孩子今年已经读五年级了,如果没有户口,“那怎么能上中学呢”? 12月26日上午,根据李女士提供的号码,南海网记者准备就此事采访黄某,可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律师:可向法院起诉 就此事,南海网记者也咨询了户籍民警。户籍民警认为,李女士如果要办理女儿的入户手续,必须向卫生部门申报办理《出生证》,然后要准备有村委会(或居委会)的“未婚生子”证明,及母亲的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再向辖区的派出所申办。 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的李君律师认为,如果黄某不肯出面,李女士可代女儿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做亲子鉴定,然后要求黄某履行父亲的法律责任。
[导读]被誉为“最彻底医改样本”“回归公益性制度创新”而向全国推广的安徽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九月,安徽省开始调整医改政策。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个调整的本质,是在向改革前的格局“回调”。2009年4月6日,安徽淮北市一药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员工在检测针剂药品。谢正义/CFP新年将至。对启动于2009年的新一轮医改来说,三年规划目标交卷时刻临近。然而,被誉为“最彻底医改样本”“回归公益性制度创新”而向全国推广的安徽模式,此刻却正面临严峻挑战。三年间,安徽医改高歌猛进:2009年11月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并于2011年4月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在省内实现“基本药物全覆盖”。国务院医改办称赞安徽模式“为全国医改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值得全国其他省区市学习借鉴”。2011年11月中旬,央视报道向“药价虚高”连续开炮。11月20日晚,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接受央视采访时称,“以药养医”加重了人民负担,在实行了基本药物采购制度的地区,药价已成功降低。他援引的正面典型,正是安徽模式。所谓安徽模式,是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它要求基层医疗机构以“零差价”销售总数仅为584种的“基本药物”,同步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综合改革”,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药品招标采购配送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具体而言,安徽模式的逻辑是:药品通过省级招标“双信封制度”选择质优价低者;地方财政补贴药品“零差价”后的利润损失;重新定位医疗机构职能,以“收支两条线”方式管理,并以绩效考评取代以往“与处方挂钩”的工资分配模式。最终目标,是从降药价切入建立新机制,彻底取代医疗机构“以药养医”模式,破解“看病贵”。在决策者看来,以上逻辑环环相扣,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将倒逼医疗保障体系、国家药品生产供应体系、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这项改革自一开始实施,就遭遇多方质疑和基层消极抵制,时间表一再推迟。2011年11月21日,国务院医改办二处处长李瑶光对媒体直言,在落实基本药物招标制度方面,仍有九个省市迟迟不推行新机制,首都北京亦名列其中。此外,安徽模式另外两个核心制度——“零差价”与“收支两条线”,在多个省份执行不力。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2011年6月曾公开批评说,有的省份只是简单地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没有按照国务院要求实施综合改革。问题是,在国务院医改办敦促各地大力推行安徽模式的同时,安徽模式本身却在发生微妙变化。2011年9月1日,安徽省发布实施《关于巩固完善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皖政办〔2011〕61号,下称“61号文”)。细读这份文件,可以发现,其关键词是两个字——“调整”。文件在当地被称为“新三十条”。其核心是保障投入增加和财务可持续。主要的两项调整内容,包括大幅度增补此前严格受限的基本药物目录,对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等。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个调整的本质,是在向改革前的格局“回调”。安徽模式调整此次调整,在基本药物目录的1154个品规之外,推出“增配”目录,总数多达5488个品规。一位医药企业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意味着安徽模式“执行不下去了”安徽模式的调整并不意外。此轮调整前,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安徽数十个乡镇调查时已发现: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病人的医疗总负担并未真正下降;医疗机构“吃大锅饭”、推诿病人的现象未能避免;原本在乡村一级甚少出现的药品回扣,以隐蔽的形式出现;政府财政投入能否持续,则始终困扰着基层官员——这些或许正是安徽模式调整的原因。调整措施的第一项,即要求基层政府改变医疗卫生机构运行补偿机制,将基本支出纳入预算管理,收入上缴财政,规定用途使用。安徽省发改委主任、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卫国,在2011年8月8日全省巩固完善基层医改工作会议上称,这是为“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各项调整中,落差最大的是基本药品目录的增补。该措施亦有为基层医疗机构扩大现金流的功效。所谓基本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于1977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其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初衷是追求社会公平,保障人人享有。2009年8月18日,中国正式公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标志着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式实施。2009年8月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遴选出了307种基本药物。但这份目录发布不久,就因各地反映“不够用”而扩容。随后各省出台的省级“增补”基本药物目录中,每省平均增补188个品种。安徽则增补了277个品种,共计584种基本药物,首次招标后共有1154个品规。此次安徽的调整,在1154个基本药物品规外又推出了“增配”基药目录,总数多达5488个品规,几乎涵盖安徽省医保目录、新农合目录中所有药品。“61号文”规定,各地中心卫生院可以“合理扩大用药范围”,即“在保证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不少于采购金额70%的前提下,允许其在基本药物和省补充药品外,从新农合药品目录和医保目录中,适当增加配备部分临床药品。增配药品的采购金额不超过每月总采购金额的15%”。按照国务院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有关文件,基本药物目录上的药品要通过“双信封”制度招标定价。这也是安徽模式中最具争议、最具特色的标志之一,2010年底写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建立和规范基本药物采购招投标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升为国家政策。但令人意外的是,此次“增配”目录上的药品,仅按改革前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省级中标价采购即可。安徽省卫生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谢瑞谨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因安徽今年没有招标计划,目前调整方案仅为过渡政策。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企业负责人评论说:“调整后,基本药物的原则不用遵守,‘双信封’招标也被摒弃,这意味着安徽模式执行不下去了。”在他看来,尽管目录内药品须低价销售,但基层医疗机构可以通过销售目录外药品价格赢利,继续“以药养医”模式。另一项引人注目的调整,是要求拉开医务人员收入差距,“加大奖励性绩效工资比重,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对出现的过度医疗、推诿病人、乱收费等违规行为,按有关规定扣减绩效工资和院长奖励”。 安徽省发改委主任、省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卫国的公开解释称,此举是“为调动院长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其实,早在这份文件下发之前,已有部分地区作出类似调整,令医生的工资直接和业务量挂钩。安徽省某乡镇卫生院一位外科医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几个月前,卫生局给卫生院下达了2011年完成20万元利润的考核目标。但是,数量考核有催生“大处方”之嫌,这正是安徽模式所要努力避免的。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看来,这些调整很可能会使基层重新退回安徽模式实行之前的状况,“实际上就是在一点点蚕食安徽模式 。”不过,肥西县卫生局副局长赵跃斌认为,此次调整是积极之举:“衡量一项改革是否成功,就要看能否及时发现问题,以及是否能有勇气进行突破。”基层医院缺药药价降低并未让基层医疗机构门庭若市,药品种类不足是病人流向大医院的原因之一据安徽方面的解释,之所以做出上述调整,是因为“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此前,官方提供的数据一直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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